全球鐵礦石弈局大揭秘
事件
6月19日，新加坡環球鐵礦石現貨交易平臺 (GlobalORE)有3筆8萬噸62%Fe澳粉買進賣出，成交價分別為119.5美元/噸、120美元/噸和121美元/噸，不斷上漲。有專家表示，此舉疑為同一批鐵礦石的價格炒作。
深度
我們所了解的普氏指數
2010年4月份，澳大利亞必和必拓(BHP Billiton)、巴西淡水河谷(Vale)與亞洲部分鋼鐵企業達成鐵礦石短期合同定價協議，標志著長達幾十年的長期合同定價終結。從那時起，鐵礦石市場風起云涌，定價向季度定價、月度定價和即期定價轉變，普氏指數、電子招標等成為定價“標桿”;作為核心要素的鐵礦石價格，其定價也伴隨著市場的變遷從談判走向指數。其中，普氏指數一直深藏在鐵礦石定價的背后，外界對其指數編制方法知之甚少，這為它平添了幾分神秘的色彩。
探尋普氏的神秘身份
2008年4月份，來自荷蘭的普氏能源資訊推出了鐵礦石普氏指數，并開始在全球范圍內推廣，逐漸引起市場關注。有媒體報道稱，普氏和某些礦山有一些內部聯系，其指數的客觀性得不到保證。但是，普氏鋼鐵原材料執行主編Keith卻堅稱普氏指數的中立性和獨立性：“我們從所有種類的市場參與者那里采集信息，包括鋼鐵企業、貿易商、生產者、經紀人和運輸者等。”
針對媒體對于普氏與礦山關系的質疑，Keith說：“必和必拓只是普氏能源資訊的一個客戶，它與普氏能源資訊的唯一關系就是訂閱者關系，它是普氏能源資訊價格評估過程眾多參與者中的一個。”然而，看兩家公司之間有沒有內部聯系，不能僅僅看表面上的業務往來，而要深入分析其背后錯綜復雜的資本聯系。如果對普氏的股東結構進行細細梳理，普氏宣稱與礦山界限明確的論斷似乎站不住腳，其關系也不僅僅是信息提供商與客戶如此簡單。
普氏能源的母公司是麥格勞-希爾(McGraw HILL)公司，這是一家全球領先的出版教育集團。打開麥格勞-希爾的官方網站，在其左側的顯著位置有麥格勞-希爾金融(McGraw HILL FINANCIAL)的鏈接。據該網站介紹，這是一家提供全球資本和商品市場評級、價格與分析的機構。在其主要業務構成中，標準普爾、普氏能源赫然在列。
麥格勞-希爾媒體關系負責人向《中國冶金報》記者提供了麥格勞-希爾金融的股東組成及其結構。麥格勞-希爾金融在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根據3月31日的最新情況，凈發股票2.741億股。其中，機構持股87.63%，排名前10位的機構持股37.43%。
在麥格勞-希爾金融的股東中，美洲基金(American Funds)下屬資本世界投資(Capital World Investors)排名第一，持股比例為8.6%;項目投資和管理公司美國先鋒集團(Vanguard Group, Inc)排名第二，持股比例為5%;美國金融服務巨頭道富集團(State Street Corp)排名第三，持股比例為4.83%;凱萬基金(OppenheimerFunds, Inc)排名第四，持股比例為3.73%;金融服務機構T. Rowe Price Associates, Inc.排名第五，持股比例為3.3%;美國基金公司道奇-考克斯(Dodge & Cox)排名第六，持股比例為2.98%;對沖基金公司Highfields Capital Management LP排名第七，持股比例為2.7%;摩根斯坦利(Morgan Stanley Investment Management Inc)排名第八，持股比例為2.29%;金融投資公司Manning & Napier Advisors, LLC排名第九，持股比例為2.12%;安大略省教師退休基金會(OntarioTeachers’PensionPlan)排名第十，持股比例為1.88%;5名從摩根斯坦利辭職員工成立的投資管理公司Independent Franchise Partners LLP排名第十一，持股比例為1.83%;基金管理服務機構美國富達管理及研究公司(Fidelity Management and Research Company)排名第十二，持股比例為1.72%;貝萊德(BlackRock Fund Advisors)排名第十三，持股比例為1.67%。
資本世界投資者、美國先鋒集團、貝萊德等主要金融機構都是麥格勞-希爾金融的股東。這些金融投資機構在原油和礦產資源領域有很大的影響力，而且持有眾多全球能源、礦產資源巨頭公司的股份。例如，資本世界投資者持有花旗銀行的股份，而花旗銀行又是力拓、必和必拓的股東;美國先鋒集團在能源、煤、鐵礦石、水處理等領域都有廣泛涉獵;貝萊德機構信托公司同樣擁有多家能源公司和礦業公司的股票，旗下擁有著名的世界礦業基金。
中國鋼鐵工業協會有關人士說，普氏和它背后龐大的金融股東背景，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普氏的發展。不過，這些背景也表明外界對普氏的質疑是有道理的。“指數出現本身就是金融市場的需要，是進行鐵礦石、原油等大宗商品交易的工具。”國內鋼鐵分析機構也支持以上論斷，“在大宗商品市場，這些金融機構其實才是能量巨大的主體。”
指數形成方式引發質疑
拋開普氏背后龐大的金融利益集團，從方法論和具體編制過程角度看，普氏的鐵礦石價格指數是不是具備足夠的科學性和合理性呢?
目前，普氏鐵礦石指數包括對62%、63.5%、63%、65%和58%鐵含量的統一價格評估，以及每日對鐵礦石(60%～63.5%鐵含量)每1%鐵含量差價的報告。
普氏采集的價格為中國主要港口的鐵礦石CFR(成本+運費)現貨價格，并經過相關處理將這些價格標準化為至中國青島港固定品位的參考價格。Keith說：“對于鐵礦石，詢價過程使用了普氏能源資訊eWindow在線通信工具。該工具可讓貿易商、生產商和用戶通過一個在線平臺實時向普氏能源資訊編輯和其他市場人士直接提交詢盤、報盤和其他交易信息。”
現在，讓我們嘗試還原普氏鐵礦石定價流程：普氏分析人士每天通過電話或者通訊工具詢問買賣雙方的報價，根據這些報價預估出市場可以成交的價格，15:30發布這些預估價格，16:00開始跟蹤市場實際的成交價，16:30得出新的估價。這個價格成為市場最后成交或者能成交的價格。
從流程上看，似乎沒有什么大問題。但是，如果關注流程的第一步———詢價環節，你會發現隱藏其中的不確定因素。
普氏的數據樣本是一個從未打開的“黑箱子”。在普氏的詢價中，鋼廠究竟有多少家?它們處于什么地位?普氏能源資訊普氏金屬集團市場報道總監Browne表示：“普氏所聯系的中國公司既有國有企業，也有民營企業，規模不分大小。”但事實是，在普氏的詢價對象中，規模偏小、協議礦不足、經常參與現貨交易的企業占了詢價對象的大多數。而對于一些幾乎全部購買協議礦的超大型企業，普氏接觸的并不多。某大型鋼廠總經理在今年5月初舉行的2013年新加坡鐵礦石論壇上指出：“普氏指數僅來源于總量6%～9%的樣本。以小樣本決定大部分供貨的價格，這本身就不合理。對中國廣大長協礦用戶來說極不公平。”
此外，由于強調“參與現貨交易”和“活躍”兩個因素，普氏的信源不可避免地體現出小而分散的特點。據可靠信息源透露，最活躍的那部分市場主體，不是礦山，也不是鋼廠，而是處于中間階段的貿易商。
河北唐山一家年產量400萬噸的民營鋼企進出口部門負責人對《中國冶金報》記者表示，對于鋼廠來說，他們最希望能夠直接了解到礦山與鋼廠之間的交易價格，而非在眾多貿易商手中數次轉手后的價格。
此外，普氏指數近兩年開始采集國內某網站推出的鐵礦石價格指數的數據作為其數據源，以此應對中國業界的質疑。但是，這些數據與普氏原本的數據在采集過程中是否會出現重復采集?這些數據是作為單個樣本，還是集體樣本被采集?普氏指數采集這些數據后如何進行整合?所占的權重如何?對于這些問題，普氏方面都沒有進行過回應。
收購SBB形成指數壟斷
2011年，普氏能源資訊收購了來自英國的環球鋼訊集團(SBB)。作為協議礦定價標準的普氏指數和作為鐵礦石掉期交易標準的TSI指數均被普氏能源咨訊納入麾下。
TSI指數由環球鋼訊(SBB)于2008年5月份推出，主要發布兩種鐵礦石現貨參考價格，分別為含鐵62%和58%的鐵精粉中國港口CFR進口價。目前，新加坡交易所(SGX)、倫敦清算行、芝加哥商業交易所和挪威清算所均使用TSI提供的62%精粉鐵礦石參考價格，作為每月清算鐵礦石交易合同結算價格。
Keith告訴《中國冶金報》記者，收購SBB是希望不斷擴充自身的產品與服務，從而服務整個鋼鐵產業鏈。鋼鐵市場越來越大的復雜性和轉向現貨定價的趨勢產生出了新興的衍生品市場，推動了鋼鐵供應鏈中所有參與者對于及時可靠的信息的需求。但是，大家似乎對這樣的說法并不認同。“普氏收購TSI，客觀上對指數形成高度壟斷。指數編制的方法論和公式，都是他們說了算。”有關專家告訴《中國冶金報》記者。
從現貨到衍生品，普氏指數全面布局鐵礦石市場的目的十分明顯。
以小博大的指數定價弊端多
指數定價是在鐵礦石市場存在壟斷、長協機制崩塌后還沒有尋找到新的定價模式的背景下產生的。“在各方還沒有找到新的定價‘標桿’時，國外三大礦山利用其優勢地位，改年度定價為季度定價，指數定價模式由此產生。” 中國鋼鐵工業協會市場調研部主任王穎生說。
但是，指數定價模式經過實際運行，發現了很多弊端。例如，編制指數采集的樣本由于太小，容易產生人為影響市場價格的情況。指數具有片面性和準確性偏低的特點。目前，編制鐵礦石價格指數所采取的鐵礦石價格樣本數據主要來自中國鐵礦石現貨交易。普氏自己也承認，他們只關注現貨市場。
然而，現貨市場交易量僅占海運市場很少的一部分，在全球鐵礦石貿易中所占的比例更低，難以代表全球的鐵礦石價格。“國外礦山的鐵礦石招標量只占其生產量或銷售量的很少一部分，有的為10%，有的還不到10%，其他大量的鐵礦石已經通過協議礦的方式實現了銷售。”王穎生對《中國冶金報》記者說。
同時，中國國內鐵礦石現貨市場的不規范行為大量存在，通過囤貨、倒賣等手段人為抬高現貨礦價的行為屢禁不止。而礦商為了盈利，持現貨礦以高價賣給少數人，也擴大了對現貨礦價格數據采集的偏差。
“用很小的招標量作為主要樣本來編制鐵礦石價格指數，并以此作為大量長協礦結算的‘標桿’，這從長遠看是面臨極大風險的。”王穎生強調。
有關專家分析認為，鋼廠應該在形成鐵礦石價格方面發揮更強的主動性。“國內很多鋼廠由于簽訂了長協礦，放棄了對鐵礦石價格形成應有的參與和影響，聽憑某個指數‘擺布’。鋼鐵企業應該積極參與到鐵礦石價格形成之中，用真實的交易最終形成真實的市場供求關系。”王穎生表示。
撥開三大礦山的迷霧
我國鋼鐵企業采購國外鐵礦石主要有兩條渠道：一條是向國外礦山采購長協礦，另外一條是采購現貨。過去，實力較強的大鋼廠可以直接找礦山購買協議礦;那些實力較弱、未能參與年度采購的鋼廠，由于無法獲得協議礦，只能在現貨市場采購現貨礦。
“暗箱操作”控制市場
力拓(Rio Tinto)、必和必拓、淡水河谷三大礦山對鐵礦石資源的壟斷已經是不爭的事實。作為實際參與者和執行者，礦山操縱市場的行為有目共睹。當礦山產量超過了鋼廠協議礦采購量，三大礦山就會把多余的鐵礦石投放到市場。現貨礦價格目前主要由招標和平臺交易兩種方式產生。但是，其招標過程屬于“暗箱操作”。
某大型國有鋼廠原料采購相關負責人舉例說，三大礦山現貨招標不公開，中標方不公開，只公開價格。王穎生也指出，國外礦山招投標的過程中，標書具體發給了誰、投標情況如何不得而知，投標的客戶是哪一家、投標返回的情況如何也不得而知;客戶中標后，確認客戶中標的標準以及標的是多少均不得而知。如果達不到礦山設定的價格就流標。當然，操作市場不僅包括推高礦價，還包括礦價下跌時通過各種手段減小鐵礦石價格的降幅。
此外，針對去年底到今年初鐵礦石價格的這波上漲行情，三大礦山都采取了相應的動作。“上漲的時候貨源就多，下降的時候就沒量了，量小也就可以推高價格。所以，價格就一直維持高位不容易下來。”某鋼廠采購負責人告訴《中國冶金報》記者。
前一段時間，業內盛傳某礦商在該平臺上回購自己的鐵礦石，曾被鋼協一位高層點名“操縱市場十分露骨”。某鋼廠國貿公司一名鐵礦石采購人員也證實了這一消息：“新加坡的平臺上確實曾經有過一次賣出、回購推升價格的交易，業內人一眼就能看出來。” 近期該現象又頻繁出現在新加坡平臺上。
“如果鐵礦石價格下跌了一段時間，礦山就會開始招標，利用招標暗箱把價格推高。2012年礦價跌到88美元/噸，也是礦山故意為之，意圖是扼殺小礦山。”某鋼廠采購負責人告訴《中國冶金報》記者。
“定量不定價”等同霸王條款
“協議礦占鐵礦石整體交易規模的85%左右。”北京國際礦業權交易所發展研究部副總經理傅喆表示。雖然目前協議礦采取“定量不定價”的方式，但是如此大的協議礦采購量，足以讓三大礦山在市場中占據足夠有利的位置。
一般而言，合同協議既要包括數量，也要包括價格，所以“定量不定價”并不是一個完整的合同協議。此外，礦山與大量用戶簽署了協議礦合同，絕大多數鐵礦石的銷售不成問題，因此礦山可以從容地安排其鐵礦石生產。
“鋼廠如果不執行協議，對于礦山的影響是極小的。礦山可以把這些礦拿去招標。但是，這對鋼廠的影響是致命的，因為這是生產必須的原料，所以鋼廠一般不敢不執行協議。”王穎生告訴《中國冶金報》記者。
針對三大礦山控制發貨量和延遲發貨，一家鋼廠負責采購的人員無奈地表示：“即使礦山有意控制，也會給出合理的解釋，罷工和颶風等不可抗力經常成為他們不按時交貨的借口，但中方無法及時查證。”
三大礦山還經常做出各種有關鐵礦石價格的矛盾預期，目的也是為了自身利益。“礦山拋出預期，目的是抑制別的礦山產。成本高的礦山停止擴產計劃，新型礦山開發可能延遲，導致供給增量減少，以維持后續的高價。” 一名鋼廠采購經理分析說。
“礦山很有可能已經利用金融衍生品為其產品保了值，大家預期下半年進口礦價走低，進一步去庫存，屆時無論礦價高低，鋼廠都不得不采購。”有關專家如此解釋。
背后操控的資本“手”
國外礦山的種種預測、言論、行為，究竟代表誰的立場?仔細分析一下國外礦山的股東結構，我們就會找到問題的答案了。
力拓2012年年報顯示，在力拓前20位注冊股東中，匯豐(HSBC Custody Nominees [Australia] Limited)、摩根大通(J.P. Morgan Nominees Australia Limited)、澳大利亞一家投資基金(National Nominees Limited)、花旗(Citicorp Nominees Pty Limited)、巴黎銀行(BNP Paribas Noms Pty Ltd)分別排名前5位，分別占力拓發行股本的20.53%、13.97%、11.83%、3.98%、2.52%，前5位股東的持股比例超過52%。
必和必拓2012年年報顯示，必和必拓的注冊股東與力拓十分相似，其中匯豐、摩根大通、澳大利亞一家投資基金、花旗分別占力拓發行股本的16.86%、12.17%、9.66%、9.94%，總比例達到48.63%。
巴西淡水河谷2012年年報顯示，相比之下，淡水河谷還是被巴西國有資本控制著，Valepar(巴西成立的專門用于控股淡水河谷的一家公司)擁有淡水河谷53.7%的股份。Valepar的股東則包括4家巴西養老基金持股49%、巴西發展銀行的投資公司持股21.21%、三井物產持股18.24%、巴西國家開發銀行持股11.51%。
在礦山的股東結構中，占據主導地位的股東都是匯豐、摩根大通、花旗、瑞銀以及眾多投資、信托機構。資本有逐利的本性，這使得礦山背后的金融資本與麥格勞-希爾背后的資本非常復雜地“勾結”在一起。例如，除Valepar外，在淡水河谷前10大股東中，有3名股東持有麥格勞-希爾的股份。他們分別是麥格勞-希爾股份的第二大持有者———美國先鋒集團、第三大持有者———美國最大金融服務公司之一的道富公司、第八大持有者———貝萊德機構信托公司。據了解，在必和必拓排名前10位的股東里，北方信托投資也赫然在列。
由此看來，鐵礦石市場博弈背后真正的主導力量是金融資本。
透視鐵礦石掉期交易的背后
此前數年，鐵礦石基本上處于賣方市場，再加上三大礦山的壟斷地位，鐵礦石價格呈現出一路上漲的趨勢。當前，鐵礦石貿易由賣方市場向買方市場轉變，礦山方面則開始強調鐵礦石的金融屬性，意圖以資本市場和金融衍生品的運作，改變或延緩鐵礦石在供大于求時代的降價趨勢，壓縮其降價幅度。
在此背景下，新加坡的鐵礦石掉期交易應運而生。
銀行唱“主角”
作為目前鐵礦石期貨的前身，新交所是最早推出鐵礦石掉期的交易所。新加坡交易所副總裁黃世聰介紹說，2012年，新加坡交易所鐵礦石掉期交易量達到1.09億噸，今年1月份的交易量達到1800萬噸。
從鐵礦石掉期的市場參與者結構來看，“銀行占到39%，大型貿易商及礦山占到30%，亞洲鋼廠和亞洲貿易商占到25%，基金占到2%，其他占到4%。”黃世聰介紹。很明顯，銀行是鐵礦石掉期市場參與者的最大組成部分。新加坡交易所此前也推出了鐵礦石期貨，目的是在美國對場外OTC(場外交易)市場監管趨嚴的形勢下保留和吸引更多的美國客戶。“這些美國客戶大多是美國的金融機構。”有關專家告訴《中國冶金報》記者。
交易過程是“黑箱”
一直以來，三大礦山的投放量有多少?參與接標的企業是誰?每單的報價是多少?買方的接盤價是多少?這些“秘密”除了掉期交易數據管理員之外，恐怕誰也不會知道。數據管理員也就是所謂的經紀商，干這一行的無人不知。“就像LME(倫敦金屬交易所)一樣，有權往系統里輸入數據的只有經紀商，經紀商大多是瑞銀、摩根大通、匯豐這些機構。”一位鐵礦石貿易資深人士坦言，“當初新交所也曾找到中國企業去擔任經紀商，但被拒絕了。”
“經紀商代理的是哪家公司誰也不清楚。經紀商可以代理很多家公司，它支持哪家公司也不得而知，買賣雙方出什么價更是無處獲知。這就導致很多不明身份的買家會以很高的價格接盤三大礦山招標的高價礦，從而拉高交易平臺上的價格預期。但是，這些貿易商很有可能就是三大礦山下面的貿易公司。”該資深人士說，“而對于經紀商，新交所很難管控，只能以個人和企業的信譽作為保證。”
信用、結算、監管風險
鐵礦石掉期交易采用的是相對分散的場外交易模式，與場內集中交易有較大區別。場外交易的市場信息公開程度較小，市場參與者更難評估其交易對手的信用風險。場內交易是由交易所來保障雙方履約的，而場外交易沒有這種制度保障。因此，參與場外交易的投資者比參與場內交易的投資者承擔了更大的信用風險。
鐵礦石掉期交易采用的結算價格參照TSI指數。該結算價格不是基于集中公開交易價格，而是從各個現貨市場采集、加工而成，其公正、透明和準確程度低于在交易所集中交易形成的結算價格。因此，參與場外交易的投資者比場內交易的投資者多承擔了一部分結算風險。
場外交易受監管的程度遠遠低于交易所場內交易。世界各國對交易所場內交易均有一整套嚴格的法律約束、監管制度和風險控制程序，而對場外交易沒有明確的法律和監管制度，出現違約風險后只能在合同糾紛的框架下解決。在場外交易市場上，投機者沒有持倉限制，也沒有被要求在每天收盤后披露其持倉頭寸，針對市場操縱行為的監管相對薄弱。
普氏指數、三大礦山、掉期交易，他們之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深層次關系，是通過金融資本這個“紐帶”形成的。匯豐、摩根大通、花旗、瑞銀、德意志銀行……他們才是變幻莫測的鐵礦石市場背后的“狠角色”。
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面對的已經不是鐵礦石市場，而是隱藏其后的金融資本，我們要如何應對?讓鐵礦石價格形成更加公開、透明，真正反映市場供需關系，我們需要做些什么?這恐怕是未來我國鋼鐵企業、貿易商和有關方面須要深入思考的問題。(來源：中商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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